8月2日16时30分左右，突如其来的钱塘江潮水向距离杭州市10多公里的七堡1号坝奔涌而至，刹那间，30多名在江边戏水、游泳或是在堤坝上散步的人被潮水席卷而去。据来自杭州江干警方的最新消息说，失踪人员已增至11人，发现4具尸体，3具身份已确认。（8月3日新华社）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是一起因为大自然的“不可抗力”而导致的人间悲剧，当地政府在事件前后的表现，也似乎无可指责。报道说：事发前，为防止钱塘江潮水卷人，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专门组织了“喊潮队”，告诫在江中的游客注意安全；事发后，当地公安部门出警及时，有关搜救措施也不可谓不得力、有效。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判断，这次江潮噬人悲剧之所以发生，那些擅自下水者本身无疑要负主要责任。然而，如果我们稍作思考，则会发现，在这起悲剧中，除去戏水者本身的责任，有关政府部门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全部到位了，却是一个需要深入追问的问题。

    钱塘江潮被誉为天下奇观，但千百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鲜活的生命被钱塘江潮水瞬间卷走。人世间最为宝贵的，无疑是人的生命。在诸多鲜活、宝贵的生命面前，任何有关安全的努力，实际上都不为过。然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有关方面在江边设立的警示标语，还是每年潮水季节在江边定期、不定期的巡逻；无论是有关方面到江边的工厂、学校、工地进行的宣传，还是一些喊潮人一次次地提醒，这样的举措明显过于软弱、无力，其形式的成分显然要大于实质、硬性的要求。在生命安全风险如此集中、频繁的地方，有关政府部门的安全保障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劝说之上，而需要更为严格和到位的措施保障。

    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渐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在各种频发的安全事故中，固然有一些突发的不可抗力的因素，但某些人祸的影子从来都是如影随形。其中最大的人祸，实际上正是在于相关的法律制度始终得不到有关的贯彻实施。还记得就在不久前，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云南腾冲县“7·19”泥石流灾害事件时发现，虽然这场泥石流发生前当地已出现了诸多征兆，但当地政府始终只是把对灾害预警的重视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记录上，以至于相关的预警机制形同虚设，不能发挥任何实际上的作用，以至于29条原本鲜活的生命瞬间就被突然袭来的泥石流吞噬掉。（7月31日《新京报》）

    如今，我们似乎总能够看到诸多领域都有日益完备和系统的规章制度不断出台。但令人忧虑的是，许多人只是把相关的规章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这种虚化的行为，不仅严重浪费了社会原本紧张的立法成本，而且也难免因为人们对规章制度的盲目依赖而导致各种安全问题。在众多“天灾”导致的悲剧中，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人们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各种事关人们生命健康安全的事件中，来不得半点制度虚化，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更来不得半点敷衍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