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与河北省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十一五”时期两地将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作，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产业调整等九个方面。

    应当说，这样的合作，乃是大势所趋。现代政治要求保障人的自由流动，而这种自由又以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为基础，而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展，又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和细化知识与劳动分工，从而提高效率。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已经大幅度地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中，但国内的市场却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壁垒，资源不能在一个自然的经济区内自由流动，更不要说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了。

    人们已经意识到突破这些壁垒、推动人员与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比如，去年广东、福建、江西等9个省区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启动了“泛珠三角9+2”经济区域合作机制，并提出自愿参与、市场主导等五大原则，旨在推进这个占全国一半GDP地区的市场开放与经济区域合作。

    不过，京冀合作与此相比，性质有相当大的不同。传统上两地就存在某种深层次的合作，主要是河北向北京供应部分资源，包括水、电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的部分重化产业则向周边的河北地区转移。本次《合作备忘录》所提到的也多是这类性质的合作。大体上，这些合作仍将主要由政府操作，而与“泛珠三角9+2”所倡导的市场主导存在较大差异。

    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京冀之间的合作乃是首都与其周边省份的合作，其所涉及的项目主要是为首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像交通基础设施、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领域，也只能由政府操作。但是，假如京冀合作只限于此，则双方、尤其是河北方面能否保持持久的积极性，就大成疑问。此前媒体已经多次报道过邻居北京的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贫困问题，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为保证北京的水源和生态，而抑制了当地工业发展。站在河北的立场上，当然希望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获得一定的回报。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合作成本-收益的对等性，北京市恐怕还需要在《合作备忘录》之外努力，也即，推进人力、资源在两地之间的流动自由，让北京经济、文化对河北产生良性辐射效应，把河北融入效率较高的北京分工网络中，让河北民众与企业获得分享北京的知识与效率优势的红利。

    这对两地政府、尤其是对北京政府，是一个挑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要素市场化的水平在提高，民营化也取得很大进展；但另一方面，各地展开为了增长的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持本地GDP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倾向于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安排等方面画地为牢，自成体系。政府很少支持企业间的合作和自由流动，因为这意味着本地产值和税收的流失。

    因而，两地企业自然的合作，或者说居于优势地位的企业向外自然扩展，多多少少会遭遇制度约束。区域合作，归根到底，依赖企业的自愿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倾向于以行政区划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构造产业结构，本身即构成了企业之间自愿合作的障碍。

    因此，京冀合作，一方面需要政府切实落实《合作备忘录》，在政府所负责的事务中推动合作；但同时，在一般产业领域，从“有为”转变到“无为”，把经济活动的主导权交给企业家，让企业家自由在其认为合适的地理范围内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