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甘肃省天水市发生过一起“突击调动”，甘谷县县长离任前进行了115人的人事安排：10天之内使县里一批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的亲属吃上了“财政饭”。该县主要领导确定的调动人员的四个范围是：离退休老干部子女、县级干部家属子女、对甘谷县工作给予支持的有关人员嘱咐的调动、县教育系统借调人员和其他方面提出的调动。而发生在鹤峰县委党校的“用编制换学费”事件,其受益者也不是某个贪心的领导，而是党校的全部员工：大专班共收取学费126万元，除上缴给联合办学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8万元，其余都投入了一座大楼的基建。

    这两起违规行为的共同特点是：打编制的主意，为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由于这种做法不像卖官鬻爵以肥个人腰包一样“风险”巨大，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对干部任用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危害也就更大。林语堂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这种滥用公权为小团体谋利的行为，正是一些“位置较好”的树“相互维持”的表现，而“位置不好”的普通群众则成为了受害者或者局外人。

    在某些地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招用和提拔，成为了个别领导可以随意支配的资源和筹码，所谓公务员“逢进必考”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在甘谷县的突击调动中，确定调动范围的仅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提出调动名单的也只有四个人，这显然是一种非民主的“小圈子”决策。而鹤峰县委党校违规的“用编制换基建资金”的计划，也曾明确得到了县委的批示同意。这说明，《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条件、程序和纪律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国家关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用的一系列管理办法都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值得警醒的是，甘谷县发生的还“人情债”的人事调动，是因为集中进行、过于招摇才被发现的；鹤峰县委党校的“用编制换资金”，如果不是碰到乡镇配套改革，也不会有纠纷，反而实现了学生、党校的“双赢”。两起事件得见天日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只对突击调动和出卖编制的责任者进行处罚，而对于客观上纵容这种行为的制度性漏洞无能为力，类似的事情仍然会层出不穷。要想革除这种怪状，除了要坚持按照组织原则选人用人，严肃组织人事纪律之外，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是：怎样防范那些“位置较好的树”联手侵害公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