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苏浙都选择在最近调整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均为７５０元——如此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亟待提升产业层次的长三角来说，是一个明确信号：靠传统的土地、劳动力低成本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这条路会越来越窄

    算上单位支付的社保及公积金，上海月最低工资接近千元，全国最高

    上海、浙江、江苏相继推出新的最低工资标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再添新的“标志物”。

    从９月１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６９０元提高到７５０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６元提高到６．５元。

    有报道说，虽然７５０元月最低工资标准低于深圳市的８１０元，但由于上海市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经过计算，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接近１０００元，为全国最高。

    同一天，浙江省政府通知，该省将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档提升到７５０元。这是１２年来浙江第８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分四档：５４０元、６２０元、６７０元和７５０元，每档比调整前增加５０—８０元。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分别调高为４．６元、５．３元、５．７元和６．４元，增加０．４—０．７元不等。最低工资中包括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

    ３天后，江苏省传出消息：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分三类地区确定，一类地区由原６９０元调整为７５０元，二类地区由原５５０元调整为６２０元，原三类地区４８０元、四类地区４００元合并调整为５２０元。

    这样的“不约而同”，或许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并非沪苏浙三省市的“自选动作”，而是一次全国性统一行动。今年以来，吉林、海南、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先后调整了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安徽、辽宁等地也在积极酝酿。

    关键说之一：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关键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乃大势所趋。

    中央决策层一直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５月，有学者语出惊人：按规定，职工最低工资应达当地月平均工资的４０％—６０％。但全国无一省市区达到这一国家标准。

    很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出面修正，指出“月平均工资只是制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参考因素之一”，全国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对照“月平均工资４０％—６０％”的标准，绝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确实没有达到。同时，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少数地区没有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将劳动者的“三险一金”纳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因素，一些用人单位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贯彻中央关于收入分配的精神，按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宋林飞指出，就长三角而言，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比如江苏，最近几年年均增长都在１０％以上，最低工资标准应当随之提高，这是“势所必然”。

    他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指向的是农民工。简而言之，工资水平太低，农民工就不愿意来。珠三角曾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明证。长三角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民工荒”。“我们一直在讲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如何增加？提高打工收入很重要。”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被视为招商引资的主要优势。最低工资涨了，劳动力成本高了，会影响投资环境吗？宋林飞认为，大可不必担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这一点点，不会对劳动力成本优势构成冲击。在长三角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要说“投资环境”，宋林飞认为，恰恰应该反过来理解。按照一些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职工应该得到合适的待遇。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相应的国际标准，比如ＳＡ８０００。ＳＡ８０００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规定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都作了明确要求。中国企业能否履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将成为外商考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纯把“劳动力价格低廉”视为独特优势。善待员工，给予员工合理待遇，是更值得推崇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