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金额达百亿的上海社保腐败窝案近日东窗事发，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宝山区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悉，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新京报》8月27日）

    资金额度的巨大和查处阵容的浩大，无疑是这条新闻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以为，上海社保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再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哪一个领域缺乏对官员权力的刚性约束，这个领域就可能成为饕餮者的盛宴。

    其实，上海社保腐败窝案并非单一案例。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已先后查处了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等一批违规案件。（新华社8月21日）这些案件和上海社保腐败窝案呈现出共同特点：社保资金被管理部门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已经接近于监守自盗。

    不能说相关部门没有建立社保资金的管理制度。早在1994年，鉴于原劳动部1993年107号文件关于部分社保资金交给社会信贷机构运作以实现增值的规定，造成了社保资金管理的混乱，原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联合发文，禁止再将社保基金拿到市场上营运，已经投出去的钱要收回。但很显然的是，这一规定并不完善。社保资金在社保管理部门封闭运作，公众监督缺位，致使一些社保部门擅自借出资金用于“保值增值”的违规现象禁而不止，上海社保资金窝案就是其典型案例。

    必须承认，随着社保资金总额的增多，社保资金如何保值增值，确实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曾坦言：“一方面这些钱（按：指社保资金）必须运营，第二不能违规，第三还得多挣点钱”（《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0日）。照理说，把社保资金的蛋糕做大一点，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其动机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数额庞大的社保资金一旦被默许市场化运营，不仅自身面临风险，更难免成为“红顶商人”盯上的一块肥肉，而手握重权的官员，就难免被收买。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上海年金中心将数十亿的资金“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甚至进军电气市场。在这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社保资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资金被秘密拆借，联结起灰色资金链条，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社保资金不透明的管理状态，直接构成了官员与“红顶商人”违规支配社保资金的黑幕，致使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就已出台的关于社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形同虚设。

    “制度反腐”首先有赖于无懈可击的制度。社保基金管理暴露出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保值增值的动机有什么问题，而是如何保值增值的制度过于粗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官员的权力。社保资金如何避免成为管理部门的“自留地”，如何禁止官员凭权力支配社保资金的市场化流向，如何构建社保资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社保资金寻找一种安全的增值模式，都应该成为“制度反腐”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