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市上架乡党委书记曹爱祖坦言：我们这里很少发大水，即使是1998年湘江发大水，我们这里也不怎么严重。此次直至大水已经冲到与之接壤的郴州东畔村，我们才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而之后的损失也远远超过想象。据悉，上架乡是耒阳最先遭受山体滑坡、洪水袭击的乡镇。曹爱祖的“坦言”无疑是坦出心声：对“碧利斯”危害估计不足，先前没有心理准备。而当严重局面呈现时，已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

    耒阳市长唐学石的“痛定思痛”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他说，“作为内陆地区，对台风以及台风影响不够，预测不够是这次洪灾一个惨痛教训。山洪暴发后，农村水利设施抵御调节功能较弱，病险水库过多，没能及时减缓山洪的灾害，也是一个教训，它提醒我们今后要加大水利设施建设”。而耒阳灾后初步盘点也表明，全市35个乡镇办事处近70万人受灾，死亡11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不言而喻，唐学石市长看到了农村水利设施的严重薄弱，险病水库很多是铸成洪灾惨祸的内因。（见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21日消息）

    无独有偶，主流媒体记者随广东省公安厅救灾直升机抵达广东“碧利斯”重灾区韶关乐昌大原镇水源村去进行救人采访时，当地灾民集体写了一封信让媒体记者上转，信中称：造成洪灾的原因不是天然引起的，是他们村中那些水电站关闸没有泄洪，而导致毁了一条村。为何水电站不放水？无非是利益作怪，雨水来了，水电站就能发电，也就是有了财源。可见，水电站的主人只顾捞钱不顾群众安危是要害之因。

    无论是湖南耒阳灾区的官员还是广东韶关灾区的村民，其实都触到一个要害问题：“碧利斯”，考倒了某些地方的水利设施及水利管理制度。如果说反思“碧利斯”施虐，恐怕反思近年水利设施建设及维护情况尤为重要，也尤为逼切。

    而今，来自广东的消息称，“碧利斯”对广东水利设施造成的损失达14.04亿元，占总损失的15%强，加上此前多次暴雨台风已经造成的水利工程损毁（价值8.478亿元），目前需要争分夺秒抢修的损毁水利工程达22.5亿元以上，全省大批堤防护岸、水闸、灌溉设施、机电、水文观测站、水电站、塘坝被损毁，亟待修复。（见《南方日报》2006年7月21日）经济强省及一向重视水利工作的广东水利设施现状尚且是如此，那么别的省水利设施情况也可想而知。因此，反思“碧利斯”不能不触及到水利设施这个问题。

    兴修水利是古之为官治省治县的“第一要务”。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故事一直成为华夏的治水楷模。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一直都把水利建设视作命脉工程，十分重视。从根治黄河、长江到淮河等大江大河，几十年来治理水利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国家下拨兴修水利的款项更是逐年增多。应该说，强大的财政支持保障了水利设施大批崛起，有力地抵挡着台风暴雨引发水患的侵害。但是，需正视的是，在水利建设问题上，遗下的死角也不少。审计署今年3月29日公布的关于部分水利建设资金项目审计结果显示：审计查出滞占资金35亿多元，其他违规金额近14亿元。抽查354个项目，其中109个未按计划完成；而抽查305个项目，有21个存在质量缺陷；在35.85亿水利资金被滞留中，12.64亿元被挪用和损失浪费等等。（见新华网消息）可见，水利资金管理问题依然令人担忧。一些水利设施质量也成为人们的心病。

    如果说“碧利斯”引发了湖南耒阳官员与广东韶关农民对水利设施存在严重问题的异口同声痛斥反思的话，那么，数月前（即3月29日）国家审计署关于部分水利设施建设资金项目审计结果指出的问题就令人有“先见之明”之感。可惜，审计署的批评声音震动不了某些基层官员的神经，一个“碧利斯”使南方酿成惨重灾难。

    水利兴，农业兴；水利稳，地方安。这已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已被实践证明是对头的道理。而今，需要的是“痛定思痛”，紧紧把握机遇，脚踏实地把水利设施一宗宗搞好，这才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逼中之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