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不是对反腐败的悲观，而是由反腐败的“严峻性”决定的，更是我对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的另一种“解读”。

    当前有三种现象恐怕一时难以解决：一是“中间梗阻”(或政治学所说的“贯彻危机”。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当今的情况是“二头急”，中央急、老百姓急，而“中间不急或不太急”。

    所以“一点事”都要高层领导发批示、派工作组，为什么？关键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腐败保护主义”，不将中央权威当回事，要改变这一现象没有“一个过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二是对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腐败大都总与腐败了的“第一把手”挂上了勾，这就从反腐败对象的“组织结构”上决定了这场“持久战”的难度和持久度；三是在一些地方“权力资本腐败”的客观结果是使腐败现象从“腐败单个人”变成了“腐败一伙人”、“腐败一帮人”、“腐败一团人”(这也就是当今腐败“窝案”、“串案”大量出现的原因)，“红道”加上“黄道”甚至还可能加上“黑道”)，使腐败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势力，这也就决定了这场“持久战”的艰巨度和复杂度，决定了这场“持久战”的时间跨度。决定了这场“持久战”不可能不会曲折、不会反复、直线发展的。

    强化中央权威是“当务之急”。

    怎么样将一些省市领导干部不仅在语言上，而且更是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当前需要高度重视、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有些地方“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抬头了，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抬头了，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所谓“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的指示“改头换面”……所以，如今“联合起来欺骗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不是个例，在一些地区对反腐败采取阳奉阴违、说做二张皮已经成为一种顽疾，因此强化中央权威保证政令通畅是“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反腐败怎么做才算是真正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呢？要做到以下三个“一定要”：(1)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2)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3)一定要像这次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人大报告那样，直面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问题，腐败问题，敢于暴露问题，承认问题，不仅打地方的“苍蝇”，还要敢打中央部委的“老虎”，将过去不敢涉及的“灯下黑”问题全都拿出来见阳光，一定加大审计的力度。（邵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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