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钟伟一番“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的大胆言论惹怒了网民。比起他的前辈来，钟伟的立场走得更远。举例来说，樊纲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讲道德，张维迎说过经济学家要坚持理性，但都未曾或未敢公然宣称替百姓说话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所以，人们对他的拍砖是情有可原的。

    撇开钟伟文章中的专业傲慢和对百姓利益的鄙视不论，抽象地看，科学以求真为己任，人文才是求善的。如果经济学也算科学的话，当然应该说真话。但真话并不是人人都爱听，比如在官场上，说真话的人往往就得不到提拔重用。正因为真话不讨人乖巧，所以说真话往往需要勇气。比如这回钟伟的“说真话”，我想他是仔细盘桓了一番的。

    还需澄清一个问题，经济学者不替百姓说话并不表明他们就没有百姓情怀。只不过在他们看来，百姓的利益并不总是对的，因此不能老百姓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否则，就像钟伟反推的那样，一个学者沾染了这样的习气，极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既然你可以媚众，也就可以媚官媚富，因为本质上它们都是一样的。而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一个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者更容易和权贵合谋。在这一点上，钟伟是对的。

    但学者的求真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立场和倾向性呢？一些学者或许会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完全抛开倾向性是做不到的，特别是在将求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比如给政府提政策建议时，这个政策将会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是要仔细考虑的。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造福于人类与社会。也就是说，是求善。在这里，求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求善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犹如火车前行，既要有动力，也要有方向和轨道。单有动力或者单有目的，都不行。单有动力的推动，社会的发展就会走错方向，变成一个危险的社会。单有目的的引导，社会就得不到发展。

    具体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是一样。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而资源配置深层次就是利益分配问题。求善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利益问题。所以，从本质上看，求善与经济学具有内在统一性。作为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把求真与求善有机统一起来。求真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准确揭示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不人云亦云，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怕被大众误解。求善要求经济学家应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利用经济学知识工具为一小部分人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

    以此观照，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则没有很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在经济学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的时候，我们遗憾地看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边际效益却在下降，以至到现在，名声开始变得有些不好听了。这跟经济学家没有很好地利用经济学的知识工具，为社会的向善作出有益的努力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长期鼓吹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人人为自己即为大家的世界观，腐败有理、效率第一的“改革方略”，以及GDP就是一切的庸俗发展观，等等。某种程度上，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这些都是大实话、真话，但离开了特定条件，试图把这些“真话”移植和运用到社会时，它就变成了现实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世哲学，弱肉强食的行为准则，一句话，让整个社会失去了灵魂，或者说，一切向钱看就是社会的灵魂。

    以钟伟近来的言论为例，有批评者已经指出他前后文章的逻辑不一致，存在出尔反尔的现象。比如，钟伟在一篇谈房地产的文章中，非常肯定地认为，即使整个房地产崩溃了，对中国的金融系统也不会带来多大损害，但现在，他的态度来了一个近乎180度的大转弯。尽管人们不愿怀着恶意去揣测钟伟与房地产商是否有利益瓜葛，以其对求真的看重，只能认为钟伟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但这也说明，“真”是可以随着时间和条件的推移而变化的。

    所以，对于学者来说，求真固然重要，求善亦不可偏废。正确的做法是，以求真之道谋求善之事，我认为，这应该成为学者的使命。

新闻链接:    

    当经济学家“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最近我被一顿猛批，我很意外，像我这样的人还会被人批！”这是北京师范大学钟伟教授在表白“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以后，近日出现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时的开场白。“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则是该经济学家的最新言论。（7月6日《东南快报》）

    有一则耐人寻味的幽默，说“惟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惟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当香港教授说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时，我们各个版本的经济学家忽然三缄其口了，但过后又屡屡开始抛出譬如“经济学家绝不能靠民意调查和外行人认定”、“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等悲怆而宏大的话语，但忽地一转身，中国的经济学家竟然多冠冕堂皇气势汹汹地站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连妆也懒得化地奇谈怪论着，难怪据说欧美经济学界还艳羡地把“中国经济学家的逻辑”列为研究课题。